7月24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4.39万亿元，突破34万亿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与基金行业如火如荼的规模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高管层变动颇为频繁。
当前，一场关于人才、战略与生存的变革正在公募基金行业悄然上演，其中，高管团队的动荡，也已然成为衡量一家基金公司内部压力的最直观“风向表”。据机构之家统计，截至7月25日，年内变更的公募高管人数已达247位，涉及151家基金公司。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人数分别为53人和50人，副总经理离任人数高达86人，成为了最不稳定的“震中”。
副总经理这股凛冽的“内卷”之风，吹向了这家老牌合资公募基金——信达澳亚基金。7月25日，据基金人事报道，信达澳亚基金副总经理王建华即将离任，目前已经在相关流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孤例，而是信达澳亚基金高管层“地震”的最新余波。审视其“副总经理”这一岗位更迭，呈现出的并非稳固的权力中枢，仿佛更像一扇旋转门，人来人往，步履匆匆。
据机构之家统计，近一年以来，信达澳亚基金已有四位副总经理离任，如今再加上即将离任的王建华，一年内五位副总经理接连离任，变动频率堪比“走马灯”。具体而言，2024年10月31日，明星基金经理冯明远为“减负”卸任副总经理，转任首席投资官；仅一个月之后，副总经理李淑彦因“老鼠仓”事件受到监管处罚，于2024年11月29日离任；2025年3月31日，固收老将宋加旺卸任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5月7日，魏庆孔也不再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图片系信达澳亚基金高管变动情况
银行系精英的基金滑铁卢
在动荡中一度留守，最终也将离任的王建华，折射出的是信达澳亚基金的战略迷茫。王建华，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曾任交通银行总行管培生，交通银行苏州分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交通银行资管业务中心结构融资部、资本市场部总经理，交通银行理财公司权益投资部、研究部总经理。2021年2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担任副总经理，分管固定收益部。目前担任信达澳亚基金副总经理、联席投资总监。
从王建华过往履历不难看出，其此前更多经历集中在交通银行，身上深深烙印着“银行系”的印记。2021年2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被视为一次从银行资管向公募基金的“惊险一跃”，2021年3月，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并于同年5月便走马上任，开始管理信澳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从王建华过往履历可知，他此前担任交通银行理财公司权益投资部、研究部总经理，而“空降”信达澳亚基金后，陆续管理三只基金（A、C份额合并计算），其中信澳新财富混合、信澳新目标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均属于灵活配置型产品，信澳恒盛混合基金则是偏债混合型产品。
然而，这次被寄予厚望的转型，结局却令人唏嘘，管理基金以来，王建华业绩表现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数据显示，其管理信澳新财富混合基金任职总回报为-20.24%，信澳新目标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任职总回报为-36.93%，信澳恒盛混合基金同样深陷亏损泥潭，在同业864只基金中排名第786位。
表格系王建华旗下产品收益情况
以其管理的信澳新财富混合基金为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捧杀”周期。自王建华2021年5月接管该基金以来，基金规模从2021年一季度末的1.04亿元，迅速攀升至2021年底的11.86亿元，增长超过11倍。与此同时，基金经理王建华也是迅速调整持仓，2021年底基金换手率一度高达936.91%。
这种高举高打、频繁交易的策略，或许反映了基金经理初上任急于做出业绩的巨大压力，然而，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在经历短暂的规模辉煌后，信澳新财富混合基金的业绩急转直下，2022年-2024年基金收益率分别为-9.84%、-11.28%、-7.7%，连续三年录得亏损。
图片系信澳新财富混合基金规模及换手率
伴随着业绩持续亏损，投资者纷纷选择“用脚投票”，基金规模迅速萎缩。截至2024年底，信澳新财富混合基金管理规模已跌至0.1亿元。该基金在2024年报中披露“本基金存在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仿佛诉说着银行精英经验与公募实战鸿沟的悲情故事。2025年1月9日，王建华黯然卸任基金经理一职，至此旗下没有在管基金产品。
副总经理变动蔓延至投研一线
信达澳亚基金副总经理动荡，迅速蔓延至投研一线。近一年基金经理调整也是颇为密集。
自“台柱子”冯明远卸任副总经理，担任公司首席投资官、联席投资总监、基金经理；2024年李淑彦因涉“老鼠仓”后，其管理的6只产品紧急换将，信达澳亚基金具备权益类产品基金经理背景的副总经理离任；2025年3月，宋加旺卸任副总经理之后，信达澳亚基金具备固收类产品基金经理背景的副总经理又少一员。
副总经理的频繁更迭，导致了投研团队军心不稳，人才流失加剧。据机构之家统计，近一年，信达澳亚基金共有7名基金经理离任。而信达澳亚基金目前拥有基金经理团队共33人，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仅为4.49年，低于行业平均4.88年。
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司昔日的王牌战队正逐渐褪色。曾被称为“五星老将”的曾国富，也是公司从业年限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2006年9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如今总规模仅剩4.81亿元，似乎已处于“半退休”状态；“成长股猎手”冯明远在卸任副总经理后，虽仍担任首席投资官，但其个人IP对公司的支撑效应是否会因管理层的动荡而打折扣，仍是未知数。
短暂繁荣后险守千亿规模
频繁的人事更迭背后，是信达澳亚基金在规模与盈利双重压力下的焦虑外化。
信达澳亚基金（原名“信达澳银基金”）成立于2006年6月，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全资子公司合资设立，这也是澳洲在中国合资设立的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
然而，同样作为老牌合资公募基金，信达澳亚基金发展步伐已明显落后同行。成立于2005年的汇添富基金，已剑指万亿管理规模；成立于2005年8月的交银施罗德基金，规模也已接近5000亿元。反观信达澳亚基金，其规模长期在千亿门槛附近徘徊。
图片系信达澳亚基金管理规模变动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信达澳亚基金2021底管理规模已达到809.7亿元，此后管理规模一直维持在1000亿元左右，到2024年底，管理规模攀升至1374.51亿元。然而，仔细剖析产品结构不难发现，从2024年三季度末到年底，净增加的354.55亿元规模中，有高达308.37亿元来自货币基金。这种依靠货币基金“冲量”换来的“短暂繁荣”，根基并不稳定。
退潮速度来得也是又快又猛。伴随着货币基金规模的急剧下滑，信达澳亚基金千亿规模变得岌岌可危，截至2025年一季度，其管理规模骤降至928.05亿元，较巅峰时期1374.51亿缩水32.48%；2025年二季度末，管理规模为1030.06亿元，勉强守住千亿规模大关。
与此同时，信达澳亚基金经营业绩也面临着三连降。财报数据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从2022年底的10.68亿元降至2024年底6.44亿元，降幅达39.7%；而净利润更是惨遭“腰斩”，从2022年底2.13亿元锐减至2024年底的1.01亿元，两年间降幅达到52.58%。
表格系信达澳亚基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2025年6月，财政部将其持有的中国信达股权全部划转至中央汇金。这一变更，使得中央汇金正式成为信达澳亚基金的实际控制人。“国家队”的入主，或将为这家深陷焦虑的公司带来了一丝想象空间。
然而，截至目前，关于中央汇金将如何重塑信达澳亚基金治理架构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副总经理团队在实控人变更前后的“大换血”，究竟是新实控人入主前的“清场”，还是旧有问题积重难返的必然爆发，外界众说纷纭。
所谓“在副总赛道上杀疯了”，实则更像是一曲悲壮的挽歌。伴随着货币基金撑起的短暂繁荣逐渐褪去，面对净利润腰斩、管理规模大幅缩水、基金经理团队动荡的多重困境，信达澳亚基金似乎寄望于在每一个副总经理的去留之间，寻找那千亿规模增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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